说到这宗公案，先得介绍白晋。南怀仁渐老，思得接班人。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又作白进，字明远。法国人。1656年7月18日生，1678年入耶稣会，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来华继承南怀仁的耶稣会士之一。1688初与传教士张诚等同时到京，由于临行前被授予法科院院士，到华时又赶上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签约，帮了点小忙，任康熙“侍讲”（司局级），教习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人体解剖学等科。白晋除了熟习西方科技之外，也肯学习东方文明，通汉语，满文，故与康熙交流较好。后奉康熙之命，作为特使回法国见路易十四。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对中国《易经》的系统研究介绍，和著作《康熙帝传》，直接推动了东方文明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笛卡尔、狄德罗、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

 

总的说来，当时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兴起、专制主义走向消亡，资本主义走向逐步成熟的时期。欧洲思想界此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从根本上摧毁以封建神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堡垒，以理性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建立自由、平等、博爱为招子的新型资本主义精神体系。古老的华夏文明不重神权的思辨哲学和伦理本位的道德意识与强调理性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恰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成为启蒙时期欧洲先哲极力推崇的思想体系。

 

问题是白晋回欧洲宣传东方文化，并继续招募耶稣会士来华，也使罗马教皇更加注意到了中国这块肥肉。也大量增派、滥派传教士来华，在中法友好交往中插一腿。这引起了很多地方的麻烦。主要是罗马教廷派来的传教士大多是些既不懂文化，也不懂科学的原教旨主义者，要求教民不敬天，不崇拜祖先牌位，不拜孔夫子，惟罗马教廷之命是从。这在很多地方引起了反教的纠纷。

 

所以在白晋返华（1699）复命之后，康熙在1700年要求传教士书面声明，传教活动必须尊重中国国情，不得反对人民立祖宗牌位等风俗，不得私刑处置“异教徒”，总之，必须遵循中国法律。白晋等虽然知道这不合乎教廷的旨意，但讲理讲不过，如白晋与（时）皇太子辩论宗教自由，白晋理亏。所以大部分法国派的传教士都签了甘结。而拒签的，多被驱逐出境。

 

罗马教皇于是派麦洛德.多罗为特使，1705年到京来见康熙。康熙也很重视，接见时礼节隆重，并特免其跪拜。但是，多罗的第一份奏章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康熙说，这三条，没问题，但这不值得您这么大年纪在海上颠簸这么久啊？究竟你们教化王想要什么？直说，随便说。这里康熙用“教化王”这个谐音，取代“教皇”，含混表明他对教皇称谓的不满。但是多罗仍吞吞吐吐，说不出个道道来。康熙乃命送客。多罗回去，天威难测，偏瘫病发。康熙仍以待客之道，为其延医，并送其到小汤山温泉疗养。多罗扶病奏上教皇给在华传教士的“礼仪规程”。康熙御笔批曰：“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人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凡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这里康熙用“西洋人”，其实是专指罗马教廷代表团。但一不小心，难免贻人口实。白晋、张诚等已具甘结者，或亦寒心。

 

多罗看见上谕，心胆俱裂，连忙上奏求陛见。康熙批曰：“览多罗所奏，朕知道了。勿庸再谕。但白晋已与沙国安（另一传教士）不和。叫回白晋何如？还有不尽之谕。等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传语多罗宽心养病，不必为愁”。

 

但多罗能不愁吗？所以派代表团的一位主教，阎裆，去面圣。这个主教，也许取中国名字叫阎当。但面圣时应对失体，康熙深恶之。所以也许是故意写成阎裆，太监之意也，骂人的干活（这只是可能，老邪查不到别的材料证实）。这个阎主教，也是太荒唐，对皇上讲“陛下”的意思，陛是阶梯，“陛下”就是皇上应该在阶梯之下，崇拜天主。“万岁”就是十千岁，是不可能的，只有崇拜天主，才能天堂里永生。这样传教，康熙没有当堂拿下问剐，算是相当客气的了。阎裆下来，知道大事不妙，一溜烟跑了。康熙其实知道他逃走，但为了给多罗留面子，木有抓人，只算抓个把柄。

 

多罗只好另派一位代表，叫德立格，重新面圣。德立格仍然坚持教皇的痴心妄想，所以结果反而坚定了康熙与罗马教廷断绝关系的决心。谕曰：“德立格乃无知光棍之类小人，。。。看此光景，恐有带信去，又是一件令教王疑惑难辨。阎裆之事，朕已保全。今只得要阎裆，完此犯中国之罪。大约西洋之教，不可行于中国。不如不行，诸事平稳，亦无争竞。良法莫过于此”。（同前，西洋之教指罗马教廷，对三自天主教是另外的政策，见后）

 

后来，多罗又求面圣。康熙喻曰：“前日曾有上谕：多罗好了，陛见之际再谕。今闻多罗言，我未必等得皇上回来之话，朕甚怜悯。所以将欲下之旨晓谕。朕欲发旨者，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明白晓喻，命后来之人谨守。”

 

总之，康熙有理有据地驳回了教皇的无理要求，坚持了传教士必须签署甘结。最后在面斥多罗“签甘结就算叛教”时候，不无幽默地说，据此，白晋已具甘结，也学了易经，就算叛教，干吗不在他回欧洲时就火刑烧掉，现在巴巴地派个红衣主教来管他们，押解他回去烧？若他确实犯罪，不如朕砍下他脑袋，你带回去给教化王复命吧，还省船票和火刑的柴火费。然后问在场的“三自”天主教徒，愿归朕管、还是愿教皇派来的红衣主教管？在场的徐日升等跪了一溜，“皇上圣明，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谈判破裂。康熙仍坚持天主教徒按利玛窦以来的规矩办。

 

迄今为止，教庭与中国建交的关键障碍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仍然是中国教区红衣主教的委任权问题。所以用后来乾隆的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来问康熙与教廷绝交之罪，是毫无道理的。从西方汉学家的观点，归罪于康熙的年老昏聩，同样也无道理。康熙明显地站在启蒙运动一方反教廷，而不是笼统的拒斥西方文明。《皇舆全览图》项目的启动，是在与教廷绝交之后，即是明证。

 

注：汉学家Spence （史景迁）的 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 一书资料应该算丰富的。但手上 远东版的译文实在太差，如郑成功译为“柯新加”的倭名；也无参考文献。希望有兴趣的高手能重译一版，应该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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