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医术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

苏加宝

题记：我的散记折射了我的经历。

1.

我父亲是乡村医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五岁的父亲哭着鼻子，被红区石窑沟乡政府的人领着参加了革命，一说是到新成立的红区石湾区政府当通讯员，一说是当卫生员，反正不是正规“八路军”。

父亲是民国三十六年过了年才走的，那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叫法，毛泽东转战陕北还没有开始，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的番号还没有打出来。

父亲参加共产党的领路人叫牛仲斗，比父亲年长几岁，和父亲的一个七姑自小定的是娃娃亲，是父亲的七姑父。父亲的老爷爷和七姑的爷爷是亲弟兄。牛仲斗跟着刘志丹高岗闹过红。我在2002年年底才知道，牛仲斗竟然和高岗的亲三弟是儿女亲家。

按年龄推断，闹红时，牛仲斗当时也就是“横山里下来的游击队”中的一个娃娃兵，以后牛仲斗从事地下党活动十几年，我们庄他的丈人家是牛仲斗经常躲藏的地方，常常是夜里来夜里走。

父亲跟着七姑父牛仲斗参加革命走的时候，是明晃晃地走的。他们之所以敢大摇大摆地去参加革命，归根于发生在1946年底由习仲勋亲自领导的“横山起义”，驻扎在殿市、韩岔、高镇、魏家楼、石湾等乡镇的国军都参加了起义，横山县中南部的几个乡镇原来犬牙交错的红区白区，通通变成了红区。

横山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为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奠定了坚实的环境基础。毛泽东率领的那几百人马能在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团团围困的夹缝中平安度险，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所到之处都是红区。

横山起义的历史功绩被重新提起，也就是这两年的事，2013年10月，我从电视片《习仲勋》中了解到这段与父亲有一丝联系的历史。

2．

父亲跟着他的七姑父牛仲斗走的时候哭鼻子的事，是我在高镇中学念高中的时候，三姑告诉我的。父亲排行老三，是祖父最小的儿子，三姑比父亲大几岁。父亲走的时候并不情愿，祖父更是不愿意父亲去参加革命。早几年前，边区政府的人让父亲到抗日民主小学念书，祖父都不乐意，情愿出几石粮食请人替父亲去念书。

三姑的家在高镇，由于三姑父是右派分子，被赶到了乡下劳改居住，1977年后，才又搬回了高镇。我上高中往返回家的时候，路过三姑家，常去坐坐。三姑还告诉过我，民国二十五年，她抱着四岁的父亲看红军游击队从家门口过，游击队穿的破破烂烂，扛着矛矛枪枪，黑脸面长头发，还打着红旗。

在1949年以后，父亲选择了学医。父亲学医的原因是祖母的过早离世和我大大的青年亡故，他们得的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

父亲在延安白求恩卫生学校念了三年书，毕业后回县上当了医生，还当过县卫生院的院长。

说是天灾更是人祸的那三年的1962年，父亲和当中学教师的母亲被精简，失去公职，一道回了老家当了农民，父亲成了乡村医生。十几年后的1974年，父亲算是恢复公职，却不是正式的国家干部，一直在乡镇卫生院转圈当医生，1993年退休回了家。

3.

作为乡村医生，几十年来，父亲是方圆几十里乡间的守护者。我们兄弟们在幼小的时候，几乎都有过生命危险的遭遇，是父亲把我们救治了过来，长大成人。

母亲告诉过我，1964年“四清”时，要求社员们都出山劳动，她上山割麦子去了，会走路的哥哥姐姐跟着上了山，我还不会走路，便在我的腰上绑了一根绳子，拴在炕上一上午，等他们晌午回到家里时，我吊在门后的炕栏上，已没了气息，爷爷拿了一捆干谷草，把我捆在谷草里，准备送到山顶上去喂老鹰。父亲回来了，一根银针下去，把我扎得活了过来。

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那时候，父亲的医术一直被人传颂，父亲很受人尊敬。我们为父亲在乡间享有的好名声感到骄傲和自豪。少年时当我上学或走亲戚路过别的村庄的时候，陌生的乡人总是喜欢问我是哪个庄子的。我报上庄名，他们又会问道：“你是不是苏医生的小子？！”

4.

1999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退休六年后的父亲突然中风病倒，失去了记忆。2005年1月13日凌晨三时，农历腊月初五，糊涂了五年的父亲走完了七十三年的人生路，虽然没有留下一句话，但临行前一一托梦于儿女。

2004年一年当中，我回了三趟家探望病中的父亲。2005年1月3日，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住在赤泥坪简陋潮湿的出租屋里。尽管寄希望于奇迹发生，但我心知父亲已是时日不多，去香港时，我便做好了再次回家的准备。

在香港期间，我每天早中晚给老家打三个电话，探询父亲的身体状况。1月13日凌晨，在睡梦中，我看见父亲推开了小屋的门，走了进来，白发白衣一身白，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在睡梦中喊了一声：“爸！您好了！这下我可以带您到北京看一看了。”

我猛地醒了过来，坐了起来，望着潮湿霉黑的墙壁迷噔好一会儿。看了看时间，是凌晨三点，我喝了一口水，一头倒在床上，沉沉睡了过去，再无知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到了办公室，我连包都来不急放下便给六弟拨通了电话。我梦见父亲的时刻正是父亲走的时刻，凌晨三点。

5.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父亲早已走了，接受过父亲诊治的乡民走的走了，老的老了，小辈人不再有人记得父亲的名字和医术。作为子女，我们知道父亲的医术曾经治好了很多病人，救活了很多生命，但是从来没有人亲口给我说过父亲的医术究竟如何。

我念书、工作、再念书、再工作，游荡多年，1997年夏天才在北京定居下来。我的人生经历完全印证了我在1982年自我测字所获得的四句五绝：“进步且徘徊，春风柳絮吹，水边行客倦，枕畔有忧怀”。

我进北京十几年后，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从我二哥那里知道了我在北京的一个不大起眼的大学当教授，便来找我。同学比我高一级，比我二哥低一级。

同学的父亲是我们公社的名人。我们公社里凡是识字的大人娃娃都知道有个庄子有个人在北京当大官，离毛主席很近。

我很早就知道同学在北京，后来也知道他大概住在什么地方。但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去找过他。一来，我不了解他过的怎么样，因为我自己过的不怎么样；二来我没本事，别人找我办事我也办不了；三来我无事相求于人。

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验证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道理：求人真的莫如求己！试想一想，连观音菩萨都在默默数念珠求自己呢，自己要是没有本事的话，求别人又能有多大的用处呢？

6.

同学联系到我时已是2009年。通电话一攀拉，我们的工作单位的直线距离也不过数百米。于是我请他吃饭。第一次相见我们主要聊以往的事情。我和同学以往认识是认识，那时年龄小，又不是一个年级，没有过深交往。

我问同学是否认识我父亲。他说见过，记得名字，见过父亲到他家给他母亲治过病。同学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母亲被遣散出北京，回老家居住了好几年，原来得了似乎是哮喘的一种病，在北京的好些大医院找专家看，都没有治好，不时犯病，在老家居住期间，请父亲医治，父亲给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吃了三副药，便治好了病，至少在老家期间再没有犯过，后来他母亲常说，北京大医院的专家狗屁不懂，医术连老家的“土郎中”苏医生的都不如。

我跟同学说，找个时间去看一看他的父亲。2011年盛夏的一天，同学又和我见面聊天，吃过饭，我说今天去看看他父亲吧。

于是我买了点礼物，同学开车带我去了他父亲的家，颐和园后一个门禁森严的地方。我怀着好奇心见到了少年时代传说中的“大官”。

老汉整八十，年长我父亲一岁。我问老汉是否认识我父亲。

父亲人小胆大，小时候放羊，曾在一天里见到过十一对野狼。父亲喜欢行侠仗义，在少年时代曾结交过很多拜识，陕北土话，结义兄弟。我问老汉是想知道这老汉是否也和父亲结拜过。

老汉说，名字熟，没见过人，老伴在世时常念叨，三副中药就治好了她的老毛病，老伴回北京后，又犯了病，但怎么也找不到父亲开的那个方子了。

在老汉的口中，我再一次听到了对父亲的医术的赞誉。我感到心里十分慰藉。

父亲已经过世十年了。要是父亲在天有知，听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仍有人记着他的话，肯定是开心极了。

写到这里，我眼前浮现出父亲的满面笑容。

2011年10月22日原稿

2014年4月7日修订。

2015年1月12日重写，重贴科学网。

母亲、父亲和我，1993年（老六拍照技术差）

母亲、父亲、六弟，1993年

 

     2014年4月修订记：

2013年10月下旬，我观看电视纪录片《习仲勋》，电视画面中出现了我参观过的横山波罗古堡。原来是习近平的老爸习仲勋领导了1946年发生波罗的横山起义。正是因为这次起义，横山县南部的共产党零散红区连成了整片，大理河川、小理河川流域全成了共产党控制区，才使得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尤其到了横山南部石湾、魏家楼到靖边小河村、天赐湾一带，在胡宗南的2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下，能够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世事造化，习近平成为当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似乎有一种历史的必然。

我的老家一直是红区，我父亲就是在1947年出去参加了共产党，年仅15岁，个子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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